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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之倫,是人在社會活動中絕不可免的,是人的自覺選擇,包括師生朋友的關係,重在以道義事業相勉,可為一純粹的精神人格上,超乎一切私心與利害的關係。師生在朋友一倫中,更使朋友一倫,即為學術文化的傳承與延續所依據之一倫。中國古人對於朋友之道,恒以道義事業相勉,彼此間要互相信任,相規以善,可以和而不同,有寬容異己的精神。朋友師生之倫的擴大,可以尚友千載,神交古人,橫面可擴至友天下善士,縱面可擴至敬古今的賢哲,使人的精神,能日趨於博大寬厚;各民族的學術文化,乃更能交流而互貫,以趨於充實,學術文化能不斷獲得新生命,能日新其光輝。

朋友一倫,唐君毅的說法十分可取,而且可以信從。朋友一倫,包括一切同事、同業、同志、同道,與及師生的關係。可以彼此信任,可以相規以善,可以和而不同;可以橫面擴至友天下的善士,縱面可以擴至友古今的賢哲,使過去的學術文化,可以交流互貫,而不斷獲得新生命。這種說法,可以說是朋友之倫的無限引申,而包容了古今中外一切的人。在今日來說,每個人都會覺得朋友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還應該考慮一下,朋友之間的關係,究竟建築在甚麼基礎之上。是志趣相投,還是狼狽為奸﹖是彼此信任,還是互相利用﹖細看今日的潮流,朋友之間彼此信任、相規以善、和而不同的純樸風氣固然是普遍存在,但是朋友之間缺乏責任感、不守信用、不相信人,不知守時、自以為是、唯利是圖等的習慣,卻又觸目皆是,顯然朋友之間,有的是建築在互相利用、互相欺詐的基礎上;如果是這樣,則朋友一倫,要有取法本文的必要了。

中國五倫中最後為朋友。朋友一倫,自一方面說亦是最重要的。父子兄弟之倫,乃生而即有,乃出于天。夫婦之倫一半依自然之男女之情欲,一半依于自覺之愛敬。此乃一半天一半人。而君臣朋友之倫之成立,則純由人之自覺的選擇。但人不參加政治系統,人即可與他人無確定的君臣之關係。 而朋友之倫,則是人在社會中與人接觸時不可免的一倫。一切同事、同業、同志、同道,皆是朋友。中國古所謂朋友一倫中,即包括師生朋友之關係,重在以道義事業相勉。人對家庭之愛,恆不免夾雜私心。君臣關係恆夾雜利害。然真正朋友之關係,則可為一純粹之精神上人格上,超乎一切私心與利害之關係。師生之在朋友一倫中,更使朋友一倫,即為學術文化之傳承延續之所依據之一倫。中國古人對于朋友之道,重在彼此互信。朋友之間相規以善,故彼此可和而不同。朋友之道,重在互尊其所以異。故朋友之切磋,即所以培植人之寬容異己之精神。朋友之範圍,愈大愈好。一鄉之善人,友一鄉之善士,天下之善人,友天下之善士。朋友師生之倫之擴大,人可尚友千載,神交古人。不僅聖人為百世之師,而人類歷史文化之世界中,一切我所欣賞、讚美、佩服、崇敬愛戴之人物,皆可在我們發思古之幽情時,成我們之師友。唯我們之師友之範圍,可以橫面擴至天下之善士,縱面擴至古今之賢哲;然後吾人之精神乃能日趨于博大與敦厚;然後民族之各地之學術文化,乃更能交流而互貫,以趨于充實,而過去之學術文化,能不斷獲得新生命之滲入,而日新其光輝。

朋友,是春秋時期興起的一種新的人際關係,它與私塾的興起有關。所謂「朋」,最初是指「同門」而言。在《論語·學而》首章中,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其中的「朋」,根據《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定公五年,由於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當指「弟子」而言;又《鄉黨》篇載:「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據傳,孔子的學生顏淵死後,孔子曾組織弟子操辦後事。因為「朋友」是指同門之友而言,所以,將他們聚集在一起的不是傳統的血緣關係,也不是世俗的利益關係,而是一種對「道」的共同追求,故朋友者,「同道」之謂也。因為是「同道」,故「朋友」一詞,又不限指「弟子」而言,凡志同道合者,皆可謂為「朋友」。關於朋友之道,孔子的主要思想是道義相交,忠信相待。   孔子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從「道」的本義即「道路」來說,「道不同」,即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所取的「方向」或「目的」不同,以及達到「目的」的方式與方法不同,所以,「道不同」者,是不可能在一起共事與謀的。換言之,朋友就是「志同道合」者之謂,也就是朱子所謂「以義合者也」(《論語集注·顏淵》)。因為人與人之間所崇之「義」不同,所以,又存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情況,那麼,像「狐朋狗友」之類是否也屬於「朋友」範疇呢?從孔子強調「君子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來看,那種以謀取私利為目的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種比較固定的關係圈子,表面上看似乎是朋友,但是實際上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因為孔子及儒家所講的朋友是以「道義」為基礎的一種人際關係類型,而孔子所講的「道義」,如前章「義利之辨」所論,是與對私利的追求相根本對立的,孔子的學生曾子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可見,孔子並不否認交朋友要有自己的目的性。但目的是為了「輔仁」,即彼此促進德行的提高,而不是為了獲得某種物質上的利益。所以,不以道義為基礎的人際之「合」都不能算是「朋友」的範疇。   正是基於上述思想,孔子提出應把仁者作為自己交友的對象,他說:「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論語·衛靈公》)又說:「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子罕》)前一句「友其士之仁者」比較容易理解,但後一句「毋友不如己者」,不但在《論語》中重出(另見於《學而》篇),而且容易引生歧義。清代學者劉寶楠論語正義》曰:「《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只言不如己而已。」筆者以為,孔子所謂「不如己者」,從其字面義,就是指不如自己的人,不過,這裏的「不如己」並非指在社會地位或物質條件上的不如己,也非特指「不仁之人」而言。因為,若是指特不仁者之謂,則是自許為仁者矣。這與孔子的思想顯然有違。孔子不輕易許人以仁,也不自許為仁者。但孔子認為:「以友輔仁」,朋友是能夠彼此進益於仁德的人,故「不如己者」,實際上就是指與自己志不相同道不相合的人。這仍然是強調朋友的道義基礎。故後來孟子說,朋友之交主要是「友其德」,除此之外,則「不可以有挾」,「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孟子·萬章下》)年齡、富貴、血緣都不是交友的條件,交友的唯一條件就是道德。這與孔子的朋友之道是一貫相仍的。   孔子認為,忠信是處理朋友關係最重要的倫理原則。如上所述,孔子特別強調「主忠信」,其弟子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根據這一原則,孔子認為可對朋友進行三種分類。他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論語·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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