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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所說的三類「損友」中,前兩類即「友便辟」和「友善柔」實際上是一種德性的兩種不同表現而已。「友便辟」是指與喜歡諂媚奉承的人為友,「友善柔」則是指與當面恭維背後誹謗者為友,這兩類人都非忠信之徒,是孔子所說的「鄉原」之流者,朱子謂:「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論語章句》)「不直」與「不諒」,即不忠不信也。至於「便佞」,朱子認為是「謂習於口語,而無見聞之實」,實際上就是指喜歡誇誇其談的人。在《論語》中,孔子多次對這種人提出批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如:「巧言亂德」(《論語·衛靈公》),如:「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論語·陽貨》)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如:「遠佞人」「佞人殆」(《論語·衛靈公》),等等。由此看來,「便佞」之人流行是孔子時代的特點之一,這可能與春秋時代為適應政治外交鬥爭而興起的尚辯之風有關。孔子的學生中,像宰我、子貢、司馬牛,都是當時有名的辯才無礙者,而像仲弓等則屬於「仁而不佞」之人。如司馬牛問仁,孔子的回答——「仁者其言也 。」(《論語·顏淵》)就是針對司馬牛的好辯而言的。再如宰我,孔子可能是因為受過他的言語之騙,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論語·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強調:一個人的言語之發必須以仁德為基礎,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不知其仁,焉用佞?」(《論語·公冶長》)有鑒於仁與佞之間的這種緊張,孔子還提出:「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裏仁》)和「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這些都是孔子對言語之德的看法。由是觀之,「友便佞」,確是「損友」之一。而孔子之所以特別提出這一點,就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人就是因為言語之惑而誤交朋友。   孔子所提倡的以道義相交、忠信相處的朋友之道,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原則,後來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朋友有信」的人倫範疇。孔孟的朋友之道為歷代儒家和知識份子所繼承,成為中國古代優秀的道德文化遺產之一,對指導我們今天的現實人際交換仍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與意義。